叶伟金•巨龙腾飞会有时

挑战作家想象力的人

魁梧的身材，头发向后梳的纹丝不乱的“领袖头”，身穿吊带裤，口叼一烟斗，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聚眼看去，活像名赫一时的荧幕神探“波罗”。黝黑的肤色，人到中年的豁达，透露出曾经的沧桑。

这是叶伟金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

“人的一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名与利。你们要写我，本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我太平凡了，没有什么业绩。实在很惭愧。你们来坐坐，聊聊，我欢迎。写嘛，就不必了。”他先是用客家话说，生怕我听不懂，又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像我“翻译”一遍。

他再三推辞，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气馁了。

他太谦逊了。

这是叶伟金先生给我的第一感觉。

当同行者都退出外面，只剩下我和他面对面时，他被逼到了死角，不得不接受采访。

他一打开话匣子，我就被完全吸引住了。他的声音时而似清泉从山岩泻下，低回宛转；时而似海浪拍打暗礁，高亢激昂；时而妙语连珠，意趣横生；时而高屋建瓴，庄重严谨；时而深沉，时而幽默……他实在是个口才一流的出色的演说家，把我带进一个奇特的世界。我如获至宝，贪婪地记录着。从下午3点半到七点，再从晚上8点半到11点，整整6个小时，他只是给我拉了根粗线条。

他的厚重人生，极大的挑战着我的想象力。

这是叶伟金先生给我的一大惊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富矿，有什么比掘到宝藏更令人欢欣呢！

告别叶伟金之后，他的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脑子里震荡。为了不让那种感觉流失，第二天一早，我打开电脑，开始记录他那自称平凡其实独特非凡的人生。

第一章

谁在冥冥中主宰我偏偏不信命

1、 妈妈，请不要走

每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在父母的关爱下快乐成长。少年失怙，是人生最大不幸，叶伟金在13岁那年遇上了。

叶伟金的父亲叶石营。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的萧瑟风雨中因病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他给叶伟金这个长子留下的，是2个妹妹，1个弟弟，以及家庭极度的贫困。除此之外，就死他那做人的理念。叶石营是螺溪镇螺溪大队太平村一个普普通通的生产队干部，有事叶伟金心目的伟人。他去世之后，全村人莫不掉泪，怀念他的好。叶石营做人通情达理，一心一意为他人着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村六七百口人，各家凡有红白喜事，非请到他不可。谁家有矛盾纠纷，他必上门调解；哪位青年好不容易说上一个对象，女方登门一看，嫌穷要走，他必及时赶到，耐心撮合。他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精神，全部遗传给了儿子叶伟金。

失去了父亲，不仅失去了头顶可遮风雨的大伞，更失去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此前，全家人6张嘴，只靠父亲一个劳动力挣粮喂哺，母亲在家操持家务，4个孩子尚小。全年平均粮食，没人只有100多斤稻谷，200~300斤番薯。每逢农历四月、八月青黄不接时节，便是饥饿最为噬人的时候。每顿，锅里的粥只是带点米味的汤水，就连这汤水，也常常清可见底。

为了填一填时刻都饥肠辘辘的肚子，叶伟金到地里摘番薯叶，他当然想不到，到了20世纪末，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吃遍了，番薯叶被称作“龙须菜”成为大鱼大肉的酒宴上最受欢迎的绿色食品之一。那是，农村的番薯叶是用来煮潲喂猪的。在番薯叶都没有的时候，叶伟金就会像猴子一样在山上摘野果，像野猪一样在坡上沟里采野菜树叶。

可就是这样，有时还什么也吃不上，干熬着，任由饥饿像锤子一样扎着正在生长中的身体。孤身一人拖着4个子女的母亲感到身心交瘁，精疲力竭了。没有男人，这日子实在无法支撑—家里穷得连盐，连2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经常要向别人借；生病了，也没钱看……思前想后，母亲决定带着小女儿和小儿子改嫁。

母亲要嫁的人就住在村西，离叶伟金家只有10来分钟的路程，那个男人死了妻子，身下亦拖着5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母亲改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么？时年15岁的叶伟金多么希望自己的家完完整整，一家人就算靠忍饥挨饿，也在一起啊！他千方百计挽留母亲。甚至做了他这种年龄的孩子绝不会做的事—家里不是需要一个男人么，那就亲自给自己找个“爸爸”，给妈妈找个老公。然而，当他物色到一个具有劳动能力、长得高高大大的男人，将他领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却摇头。因为她不喜欢这个男人。

叶伟金心有不甘，又找到母亲的“对象”，对他说：“你已有几个孩子，娶了我妈，能养得起吗？还有我的弟妹，你要怎么养？及时你为我养大弟妹，我也不感激你，因为你拆散了我们一家。你要真娶我妈，以后就不要来我家。”

那男人倒也坚定，宁愿绝了与他家的来往，非娶她妈妈不可。

外婆和几个舅舅心疼叶伟金几兄妹，又特别喜欢叶伟金，看好他将来会有大出息，也不主张他母亲改嫁，甚至出言“你一定要改嫁，娘家不认你。”

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是抗拒不了的事。为了能够活下去，母亲已横下一条心。

那时候的叶伟金，尚不是那么理解母亲的苦心。他多想扑在母亲的脚下，拉住母亲，哀求妈妈不要走啊。他对母亲说“妈，我不读书了，我干活养家。”

母亲泪眼迷蒙的看着他，悲戚地说：“儿呀，你能养活全家吗？”

最终，母亲还是撇下叶伟金和一个妹妹，另组家庭去了。

2.我要读书

母亲改嫁之后，家里只剩下叶伟金和大妹妹相依为命。当时，叶伟金已上初中，小小年纪的他，身份既是学生也是家长。他实在无力维持兄妹二人读书，自己又实在想读下去，只好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劝妹妹辍学。

当时，妹妹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也非常渴望读书，但她懂事地答应了，留在家中割柴、煮饭、喂猪。妹妹的自我牺牲，成全了叶伟金，他坚持读完高中，有了知识，也增强了改变命运的力量。

无父无母的叶伟金在学校得到学杂费全免的待遇，老师买来本子送给他，鼓励他好好学下去，叶伟金聪颖好学，又刻苦耐劳，每个教过他的老师，都对他评价甚高，尤其是欣赏他纯正的人品，认为他前途无量。在小学，他是“红小兵”“连长”、“营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模仿军队编制编排班级）；在初中、高中，他一直都是班长、团干部，无论学习、劳动、体育，样样出色。

虽然血液得以继续，但日子过得那个苦，真是胜过黄莲。家里离学校有几里路，同学们一般都自带午餐，叶伟金无粮可带，有爱的同学们便轮流给她均出一点吃的。周日周六，为了蹭顿饭吃，他常跑到亲戚或同学家串门。同学的家长听说他无父无母，皆起恻隐之心，待他离去时，都会包上几斤米或番薯，让他带回家去。他一接过东西，赶紧就往家赶，家里，还有妹妹在翘首盼望着他呢！

每次在同学家看到别人一家团圆，他的心就会隐隐作痛，背着人落泪；每次接过别人的馈赠，他都会激动的热泪盈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长大后做一番事业，来报答这些善良人的大恩大德。

除了吃“百家饭”，更多的时候，叶伟金自力更生。外婆、舅舅等亲戚时常会为他弄点香蕉、菠萝、梨子等水果，让他挑去卖。烈日炎炎，他跳着单子奔行在没有尽头的山路上，串村走寨，吆喝叫卖。太阳很猛，他担心水果水分收干，每走到溪流或水塘边，就会停下来，双手捧水浇在水果上。自己饿了渴了，俯头喝一肚子凉水，也舍不得咬一口水果。就算到最后剩下几个不那么新鲜、卖相不好的残余水果，他还是一个不吃，哪怕只能卖几分也好。因为，那几分钱，就是家里的点滴油盐啊！

在叶伟金读高一那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在死门关转了一圈，大概命硬，阎王爷不收，又活了下来。救他一命的，是他敬爱的班主任黎世尚老师，还有神奇的民间药方。

叶伟金患的是急性肠炎，病情凶猛，拉肚子拉的连肠油都出来了，全身无力，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黎老师见他3天没去上学，上门家访。见他病的气息奄奄，忙问：“吃药了吗？”他答：“没有。”黎老师急了，又问：“为什么没吃药？”他道出实情：“没钱买。”

黎老师扭头四看，但见家徒四壁，残破的桌子上放着一张药方，上面的标价是3角钱。

看了病，连3角钱药都买不起，这孩子太苦了！黎老师心一酸，马上从口袋里掏出5角钱，交给他，说：“赶快去捡药，这病不能拖。”

顿时，叶伟金泪如泉涌。危难时刻，黎老师伸出的援手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珍贵，这恩情，他牢牢铭记在心。后来赚了钱，感念师恩，他带着茶、烟、酒专程拜访黎老师，还封了个大红包。

叶伟金吃了药，但病情未见好转。亲戚们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20多天。住院期间，以为看护病人的老乡告诉他的一个土方——子母草可治拉肚子。那人拔来草药，煮水给他喝，果然奏效。

待叶伟金痊愈后出院，才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之前有几个与他同样病症的人都医治无效，不幸死亡。他是患这种病的唯一幸存者。

古语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句话，实际上是用来安慰遭逢大难的人，有没有后福，还要看叶伟金日后的修为。

3.小荷露出尖尖角

1972年，历经磨难的叶伟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那是，高考制度也被“文革”摧毁，无数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磨双手老茧，练一颗红心。顺应潮流，叶伟金回到生产队，加入“修理地球”的庞大队伍。

一回乡，叶伟金就做出一个影响全公社的创举。白天，他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与志同道合的老同学叶子刊、叶子强（已去世）、叶惠娟等人办起了夜校。他们无私的贡献出自家的煤油灯，在学校的课室组织社员上课。一是教人认字，扫盲；二是讲解与农业有关的24个气节等科学知识。那一盏盏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太平村的黑夜，让人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温暖和快乐。叶伟金等青年的做法，得到了公社领导的好评，并在各大队、各生产队大力推广，一时间，在乡村掀起了一股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

与此同时，叶伟金还组织村里的团员、民兵成立“青年突击队”，帮助处理突发及重大事件，平时为贫困家庭或五保户做家务，帮助群众修建房屋等。“青年突击队”还自己编排文艺节目，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在叶伟金的带领下，“突击队”开荒种甘蔗，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活动经费。

青春年少的叶伟金，勃发无穷的活力和创意。1937年9月，大队领导赏识他的才华，安排他到学校教书。这“孩子王”，叶伟金一当就是七年。从三年级起到毕业班，语文、数学、政治、体育等课程“一脚踢”。

刚走上讲台时，叶伟金自身还是个大孩子，可他懂得因人施教，对学生个性十分了解，越是调皮捣蛋的学生，他越是充分挖掘优点，有后进变先进，班风班纪为之一新，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成绩有所提高。不少家长间孩子变乖了，十分高兴，好评如潮。叶伟金并不满足，与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打成一片，经常家访，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尊重。

一年后，因为工作出色，具有工作魄力和号召力，叶伟金被选为螺溪小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就是副校长。后来又兼任螺溪小学 兆田分校、告洋分校负责人。当时，学校的环境都非常差，叶伟金每到一处，都会尽心抓教学，尽力改面貌，让学校焕然一新，朝气蓬勃，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精神。

从教7年，叶伟金感觉自己的收获有三：一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与自己当年老师做同事，继续学习汲取他们的经验；二是常与家长联系，了解民情，对今后走出太平村有一定的帮助；三是认识到要教好一个学生，必须学校、老师、家长、社会四方面结合，形成大教育体系，让孩子受到全方位的关怀。

流年似水，时光的脚步迈进了1979年。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首著名的歌曲这样唱道。

当年的叶伟金，还不知道这个“圈”的存在，但一股与旧日不同的风已经吹进太平村。“经济”这个字眼开始替代“政治”。这年秋季开学，叶伟金被这股风刮出了校园，大队委派他办企业，组建缸厂。

在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周边也没有成功事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叶伟金走马上任，聚集身边的力量，仅用了2个月时间办起了缸厂，建起了缸窑，很快，出厂第一批产品。那时，陆河的陶瓷业并不发达，螺溪缸厂生产水缸、坛坛罐罐等就地销售，渠道畅通，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也就在小平老人“画了一个圈”，深圳特区成立之后，浩大的经济发展浪潮卷起千重浪，一波波像边沿地区漫去，连远在陆河山沟里的叶伟金也感受到这种来势汹涌的潮头。当时，有一个人传说，说深圳那边天天吃大米饭，顿顿能吃饱，从来不知道饱肚子是什么滋味的叶伟金难以置信，天底下真有那么好的地方？

有没有，出去闯闯就知道了。

1980年农历四月底，当时的螺溪大队书记叶嫌谦找叶伟金谈话，要他负责带队到深圳宝安县龙岗镇沥虾大队兴办红砖厂。

叶伟金的心早就蠢蠢欲动了，他用一只麻包袋作行李袋，装进两样东西：一是从堂弟那里要来的一直松木匣子，二是一床从爷爷到父亲到他盖了三代人的又黑、又硬、又薄、又重的棉被。

领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袋，带着吃饱饭的愿望，肩负为螺溪创收的重责，叶伟金率领一支48人组成的队伍，向深圳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