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海上森林30年的红线之殇

不能消失的候鸟家园

有人认为，人类可以制造人工防护屏障来替代红树林的防风防浪功能。李毅直接搬出十数张他2011年、2012年拍于深圳湾公园的照片来反驳。照片显示，因受台风影响，公园水泥步道的砖块被风掀起，狼籍一片，“那还不是台风正面袭击呢，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建筑质量问题，后来才知道，是人工防风防浪护梯太脆弱。”

眼看着红树林日益受损，市观鸟协会会长董江天显得特别着急。观鸟协会长年在保护区监测各种鸟类的栖息、数量、种类的变化，在她看来，红树林的保护迫在眉睫。深圳湾红树林与香港米埔红树林同为国际候鸟栖息地，如果这个生态系统被破坏，那么候鸟将无处停歇，尤其是濒临灭绝的鸟类将更加没有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红树林周边高层建筑对鸟类的影响也令人担忧。据保护区管理局与香港自然基金会对深圳湾湿地环境同步监测的结果，整个福田红树林湿地上空，冬季水鸟种群向西南偏移，这都是由于紧临福田红树林东北的福荣路一带高层建筑的建设，损害了鸟类的活动空间。

尚未认知的生命密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张鹏则用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红树林的重要。在他看来，作为生物进化的一部分，红树林里蕴藏着很多生命密码，只是我们人类认识还不充分。这个看法受到诸多环保人士的赞同。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闫保华也认为，人类生命来自于海洋，再从海洋到陆地，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海洋与大陆的结合地带也许藏着生命进化的秘密，这里是人类生命在大陆的起点，很有意思，这些秘密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人类还没认识到。“既然自然规律能够产生红树林，一定有它的意义所在，它一定是蕴含着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所以，它重要。”

王勇军说，当年红树林被填的时候，有领导曾说，“红树林又不好看，又不能做家具，又不能做柴烧，今后我们把它建设得更漂亮，像花园一样。”王勇军当即反驳，有些物种一旦消失恢复不了了，永远消失，人工建的不能取代。

环保人士认为，保护好这块尚未完全认知的世界，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我们保留好它，给后人去研究，“我们不足够了解，如果破坏它，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会失去了什么，后人也再没机会去研究。”（深圳晚报记者 蒋平/文 陆颖/图）

延伸阅读

红树林的生态红线与立法

红树林与深圳城市建筑群近在咫尺。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深圳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内游玩。

在关于红树林保护的争议声还时断时续时，民间保护红树林的行动已经默默开展起来。

几年来，深圳市观鸟协会、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个体的志愿者，都在分头用自己的方式为保护红树林而努力。

与此同时，福田红树林保护部门也加强了与香港米埔红树林保护机构的联系，尽管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发展条件上有诸多不同，但香港米埔的灵活管理模式仍然带给众人诸多启示。

民间力量

黄幸达和李正军都是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关于红树林项目的负责人。在2013年协会成立之前，他们便以义工的身份为保护红树林而努力着。捡垃圾、巡护、查找问题，他们和小组成员记载相关数据，形成调研报告。后来，协会成立后，他们顺势把红树林保护作为重点项目。

组建团队、培训志愿者，他们的队伍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增加到现在的百余人。每逢周末，他们会分组、分批次到深圳不同的红树林地段巡护，把受破坏、污染程度一一记录在案。如今，他们还在坝光建立了一个培育基地，队员们自费到海南学习红树林培育技术，再回到深圳找到适合的宜林地，培育了一万多棵红树林树苗。

不过令他们担忧的是，因为当初粗暴的破坏，很多地方想复种红树林已经达不到生态要求。

另一个环保组织，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则从自然教育、公益活动、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为保护红树林呼吁、奔波。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活动有了效果。基金会秘书长孙莉莉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们搞清理海漂垃圾活动，市政协主席王穗明找到她，主动要求以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王穗明除了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讲了“开始”两个字，就再也不肯讲话，而是埋头捡了几个小时垃圾。捡完后，她对孙莉莉说“感受很深”。孙莉莉后来在朋友圈里看到，不少志愿者对此事留言点赞，大家看到的更是一种希望。后来，陆续也有城管局、人居委的领导陆续加入，“现在环境真的不一样了，领导的观念也不一样了。”

香港模式

深圳湾的这一侧，是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初步探索；另一侧，是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成熟经验，深圳人已经有了现成的榜样。

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经理文贤继说，从1984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以每年一元的租金将米埔交由世界自然基金会托管。在机构分工与管理上，世界自然基金会与香港渔农署合作，渔农署负责管理相关的行政事务，而前者负责保护区的日常管理、教育培训和项目开展。在资金筹措上，香港特区政府每年划拨超过100万港元，而来自世界自然基金香港分会，香港及其他国际社团、组织、企业的资助及门票等收入，足以维持保护区的良好运营。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设施的维护和建设。

孙莉莉对这样的管理模式较为看好。她认为，香港灵活、市场化的模式可以借鉴。目前，基金会与市城管局签订了6年合作协议，从保护、教育等方面，全面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她认为，管理局的角色应该是立法、规划、评估、监督，其他的事由社会组织来做。

生态红线

在全市范围内划定深圳红树林湿地“生态红线”，研究启动红树林湿地保护的立法，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呼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生态红线，保护红树林无从谈起。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福田红树林受到侵害开始，政协委员们一直在倡议划生态红线。在1995年的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王勇军就提出要立法保护福田红树林；直到2002年，才有了《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现在，委员们认为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凯说，划“生态红线”要规定哪些红树林完全不能开放、哪些是可以半开放的，半开放也要规定好每天可进出的人数，这样城市规划便可以做到合理避让。在这个过程中，城管、国土及海洋部门需联合操作，把海洋、陆地衔接起来做总体规划。与此同时，还要立法。如果没有法律保护，即使有人破坏了红树林，也无从追责。

他补充道，根据功能不同，保护的方式也要有所区别，比如东西涌的红树林仍具有防风防浪功能，而深圳湾的红树林则重在候鸟中转站的生态功能。“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红树林整套生态系统都需要保护，应开展红树林生态调查，记录生物种类、种群每年的变化情况。”

科研投入

也有专家认为，红树林的科研投入不够，总是在零打碎敲地进行。

有人统计过，从1994年至今，国内有关于红树林研究的学术论文达到200多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成果散落在各处，并不系统，假如它们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料，就会更具价值。

同时，专家也建议建立一个数字化生态模型平台，把相关监测数据统一纳入，形成一个科研的载体，甚至建立虚拟博物馆。

在科学的方法下，对物种、水质、鸟类进行监测，建立数据库，选择适合海岸线复种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

环保教育

在红树林的保护方面，龙岗区政协委员陈爱青重点提到了针对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自然教育。

孙莉莉也赞同这个看法，2014年，基金会依托保护区，开展了60场、11000人次的自然教育。今年，基金会又与市人居委签署了试点协议，推动自然教育中心的建立，即园博园、洪湖公园、笔架山公园、大鹏地质公园等，根据公园的特色做不同主题的自然教育。

孙莉莉一直有个愿望，她说，“花和鸟，就是生命的音乐和舞蹈，你听一支曲子，会想像在一片花海中，或者森林中，内心会宁静和愉悦。如果有一天，你面对的海也污染了、树也没了、鸟也没了，你坐在钢筯水泥的屋子中，你的内心不会悲伤吗？”所以，她做这一切，只是希望有一天，人们走在城市里，看到一朵花开，听到一声鸟鸣，内心立即柔软起来。（深圳晚报记者 蒋平/文 陆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