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海上森林30年的红线之殇

红树林为数量繁多的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深圳晚报记者 陆颖 摄

“深圳质量”时代保护红树林也是求发展

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阶段，环境资源和生态一定的退让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这种观点仍有争论，但在事实的发展现实中确实如此。

在基础薄弱的时期，完全不伤害生态的发展有时是理想态的。不过中国城市正由追求发展速度和GDP的时代，迅速转型。调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是十二五乃至十三五规划的选择。中国城市发展必然进入一个追求发展质量的时代。这当然要求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

深圳如今也从“深圳速度”率先思考进化为“深圳质量”。在追求“深圳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环境就不可以成为牺牲品，而是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优良的自然生态此刻不但不会成为经济的对立面，还可以向城市经济输出特殊的形象价值。

因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需要宜居，需要分享幸福感，也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参与建设。也就是说，城市需要一个高大上的价值观与世界同类城市和人物的价值观匹配。

近期，深圳市政协就红树林保护进行深入探讨。政协委员们各抒己见，在反省红树林保护之中，更是在“深圳质量”的大格局下思考深圳生态保护如何融入未来经济发展中。

红树林，到了一个重新审视其环境价值和发展价值的时刻。(深圳晚报评论员 梁坚)

深圳的红树林已越来越少。深圳晚报记者 陆颖 摄

2007年，落脚红树林的鸟类颇多。 深圳晚报资料图

红树林之殇

王勇军记得特别清楚，1991年12月27日，他来深圳上班第一天，就赶上了现在的福田保税区填海施工，填海的部分正在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线范围之内。他和同事冲上去阻止，双方争执不下，还引来时任市领导关注。王勇军的命运就是从那时起与深圳的红树林紧密联接起来，直到今天。

几天前，王勇军以深圳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市政协主办的“委员议事厅”，那一期的主题正是“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红树林”，委员、专家、社会组织和市民，五六百人聚集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区大台阶激辩两个多小时，关于保护红树林的话题，被前所未有的拉到公众眼前。

深圳的红树林到底怎么了？

70%红树林已消失

曾经的深圳红树林是一片茂密无边的“海上森林”，它们环绕在深圳海岸线，保护着这座城。

1986年，世界野生生物（国际）基金会主席、英国女皇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曾到深圳福田红树林考察，感叹这里资源珍贵；1989年，丹麦女皇丈夫亨里克亲王也来深圳考察红树林，形容福田保护区是城市的“绿色明珠”；市政协委员安邦强、王勇军、张淑运还曾专门联合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登在报纸头版，呼吁把红树林作为深圳市树。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30年，深圳的红树林已经“体无完肤”。

数据显示，深圳现有红树林面积167.6公顷，对比30年前已经剧减70%。这些红树林集中分布在东部龙岗区的坝光盐灶村、东西涌，中部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部宝安区的西乡、福永、沙井及海上田园等地。除了面积减少，这些红树林还经受着水污染、噪声、虫害等侵扰。

这其中，最为核心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在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由省级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也历经三次“缩水”，由最初的304.4公顷减少到现在的80.41公顷。王勇军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

保护和退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哲学，王勇军和同事们所念叨的生态保护，根本讲不通。

上班第一天，眼见福田保税区填海工程已经侵犯到了红树林保护区，王勇军和3个同事赶紧跑去阻止，不让推土机工作，施工方停下了，可一转身又把机器开动起来，施工方也很强硬。这事惊动了不少领导，但最终，红树林还是“被让路”了。“当时我们心里根本不想让，国务院划的红线我们怎么能让？”王勇军记得，那100多公顷几天时间就填没了，24小时昼夜开工，很快。西部海岸线的问题也很突出，新旧机场、大铲湾、宝安中心区以及沿江高速的建设，都因填海而毁坏了大量红数林。

填海还在继续，1994年，因为科技园填海及滨海大道的建设，红树林再一次面临危机。这一次，破坏与保护的矛盾尖锐起来。王勇军们不停地阻止、抗争、拍桌子，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7年，这三年内，他们压力很大，因为有人说他们的行为是“阻碍深圳建设”。最后，国务院工作组出面协调，最终将滨海大道向北平移200米，现在我们时常散步的深圳湾公园，就是基于当时已经打好的路基改造而成的。“保护很艰苦，很艰难。”王勇军谈起往事深感无奈。

据估算，建保税区的填海、科技园包括滨海大道的填海及西部通道填海，三次填海共填掉了深圳湾的1/4，原生红树林损失了一半以上。此外，广深高速公路、新洲河排洪工程、凤塘河排洪工程等城市建设工程等，也侵占了保护区基围鱼塘和红树林湿地，直接毁坏红树林30多公顷。

再后来，他又目睹了西部宝安海岸线、东部坝光的填海和破坏，忧心如焚。

谈到填海，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书记潘传贤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深圳精细化工园区规划选址于坝光，2008年8月，项目动工，按计划填海面积707公顷，这意味着，整个海湾就要全部被填成陆地。2011年，在各方反对和质疑声中，精细化产业园项目下马。

可是，当年填海留下的痕迹难以抚平，靠海的山丘被挖平，一片片裸露的土地如同疮疤，临海的水塘被黄土砂石填平，一片景色被破坏得七零八落。山脚下，打通坝光与葵涌的穿山隧道已经基本建成，灰白色的沙土堆成了山丘。海滨环境的改变，让坝光沿海一带红树植物特别是银叶树林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坝光十几个自然村落，80%的村民已经迁出。

鸟鸣一去不复返

对现存红村林的另一大威胁是水污染。罗湖区政协委员、海洋生态博士周凯甚至担心红树林连同周边湿地的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目前，深圳湾仍有十几个排污口，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入海，按照要求，深圳湾根本不容许有任何排污口排放，即使把管网改造好也不能解决污染问题，除非流出的是清水，这显然不可能。

污染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失衡，红树林湿地和幼苗被侵蚀，滩涂生物多样性被改变：病虫害入侵，底栖生物受影响，鸟类也食不果腹，恶劣影响一环扣一环。

作为海上屏障，深圳红树林除了有天然的防风、防浪功能，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国际候鸟迁徙过程中的栖息地，可是，随着破坏和污染，国家保护鸟类数量和多样性都越来越少。王勇军等人曾做过监测，1993年到1999年，深圳湾陆鸟密度下降了39%；另一组由志愿者自发展开的调查显示，2008年开始，深圳湾水鸟数量逐年下跌，到2014年，鸟类数量从90986只跌到51313只。

此外，高速公路噪声、空气污染及高层建筑对鸟类和生物也影响颇深。

回忆起20多年的保护红树林历程，今年67岁的王勇军交织着无奈和心痛的情绪。他记得，刚来深圳时，他就住在保护区，每天上班要走好长一段路，中间会穿过一片林子，那时鸟会夜宿在林子里，早上穿过时可以听听鸟叫，很舒适。可是，昔日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保卫红树林

经受了20多年的侵蚀，如今的深圳红树林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中。除了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遮风挡雨的生态红线，理论上说，西部、东部红树林因为没有明确的生态红线，依然随时可能“被消失”且无从问责。

深圳在经历几轮轻济飞速发展期后，“深圳质量”“生态建设”这样的词汇已开始被频频提及，在经济发展面前，如何抉择尤其值得关注。

让路经济还是要深圳环境？

回望过去20多年红树林为深圳经济发展所做的“牺牲”，人们在争论中分化出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认为，在那个GDP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深圳地势狭长的现实条件下，只能向海要空间，牺牲红树林在所难免；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一切的根源在于生态意识的缺位，事实上，生态和经济可以并存。

更令人担忧的是，现有规划中，仍然有诸如宝安大空港、深圳总部基地等对红树林产生威胁的项目。

王勇军回忆，福田红树林被保护下来一部分后，有人说，“这块要是填了多赚50个亿。”他当时就回了一句：红树林是无价的！他说，放在现在来看，这句话仍然是对的，比如说，红树林周边的房产每平米都贵出几千元，如果能够正确对待红树林的价值，何止50亿，“它是永续的、无形资产。”

“有的国家一样没有填海，没有搞那么多工程，他们搞生态旅游，经济一样发展，生活水平一样提高，为什么一定要去破坏自然资源呢？”王勇军说，我们老百姓要的不是GDP，要的是青山绿水。

市政协委员李毅用“轻率、任性、短视”三个词来表达他对深圳牺牲红树林的看法。他反复说，深圳今后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新常态，“我们要有新的深圳态度。”在他看来，在“深圳质量”一词被频频提及的新形势下，新的深圳态度即对自然敬畏、拥有科学的态度，及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发展。